近期，一位在疫情中遭遇公司倒闭的朋友分享了其因“限高消费”政策而面临的困境，引发了对于该政策合理性的广泛讨论。
据他描述，从广州前往合肥的旅程，在疫情前仅需花费200多元乘坐飞机，2至3小时即可到达。然而，由于限高政策，他不得不选择300多元的火车票，耗时长达23小时，而高铁则需6至7小时。这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，更极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，使债务偿还之路变得更加艰难。
“限高消费”政策自2010年实施以来，已历经13年。彼时，高铁尚属新兴交通方式，大多数人仍依赖火车出行，飞机则更多为高端商务人士所用。因此，政策主要限制乘坐飞机和火车的商务软卧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高铁已成为跨城出行的主要方式，继续将其全面纳入限高范围显然已不合时宜。
数据显示，疫情期间，近8亿人负债，4亿人逾期，2.07亿人失业，失信被执行人数量激增。截至2023年2月，系统显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已近800万。
在此背景下，社会应更加关注如何为负债人群创造更多机遇，帮助他们更快处理债务，恢复信心。其中，关于限高政策是否应继续限制高铁二等座的问题，引发了广泛争议。
众多声音呼吁，政策应与时俱进，兼顾公平与效率，为负债人群提供更多支持与帮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