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美国顶尖学府如哈佛、耶鲁和普林斯顿等校园内，正悄然上演着一场阶层变化的剧幕。数据显示，来自全美收入前1%家庭的“超级精英”子女，其数量已超越了来自后50%家庭学生的总和。这一趋势无疑是对优绩主义（Meritocracy）理念的严峻挑战，该理念曾以“能力至上”为旗号，誓言打破贵族世袭，为所有人搭建公平的竞技舞台。
然而，半个世纪过去，优绩主义的社会实验似乎并未能如愿以偿地带来平等，反而加剧了阶层的固化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·马科维茨（Daniel Markovits）在其著作《精英陷阱》中深刻剖析了这一现象。他指出，优绩主义最初是一场进步运动，旨在推翻旧贵族“血脉论英雄”的垄断，以考试分数和职业成就作为社会流动的新标尺。那时的精英阶层凭借能力与勤奋脱颖而出，完美契合了“公平竞争”的叙事。
然而，当这一代精英成为父母后，他们开始以惊人的资源投入子女的教育，从私立中小学的高额学费，到量身定制的SAT辅导、科研项目与全球游学，无所不包。马科维茨指出，如今在常春藤盟校的新生中，通过SAT考试达到名校录取线的寒门学子，数量远不及精英阶层的子女。
更为讽刺的是，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的“赢家”们，同样陷入了困境。优绩主义将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紧密相连，迫使精英们以超负荷的工作来维持其优越感。年薪数百万美元的投行高管愿意为了额外的收入牺牲全部生活，斯坦福毕业生在硅谷昼夜编程，只为证明自己配得上“天才”的标签。这种自我剥削的背后，是优绩主义对自我价值的扭曲，当工作成为衡量尊严的唯一标准时，休息与热爱都被视为“懒惰”的代名词。
马科维茨认为，优绩主义已演变为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，通过教育筛选、职场竞争与文化驯化，将所有人卷入了一场没有出口的无限游戏。他警告说，系统远比个人强大，若要打破这一循环，或许需要一场颠覆性的重构，从常春藤盟校的大规模扩招，到彻底反思以分数为中心的选拔逻辑；从剥离“工作至上”的价值观，到重建社会对多元价值的尊重。
在与Edu指南的对话中，马科维茨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。他指出，优绩主义最初确实推动了机会平等，但如今却成为了机会平等的障碍，因为在新一轮的竞争中，对教育进行巨大投资成为了孩子成功的唯一途径，而这只有富有的父母才能负担得起。
他提到，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中，每年为每个孩子的教育投入约为1万至1.5万美元，而最精英的私立学校则可能高达6万至7万美元。这些私立学校中，80%的孩子来自收入前5%的家庭。这些最富有的孩子，在学业上投入最多，因此当他们申请大学时，拥有最好的考试成绩和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马科维茨还指出，招生录取的过程实际上也偏向于富裕家庭的学生。系统根据学生和申请者的考试成绩和成绩进行评估，而要想得到好的考试成绩，需要的是富有、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。因此，对财富的偏向贯穿于优绩主义之中。
对于如何帮助不那么富裕家庭的孩子进入顶尖大学，马科维茨提出了两个建议。一是不那么激进的做法，即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，试图从精英阶层之外发掘有才华的孩子，不仅看考试成绩，还要了解孩子得到了多少帮助，克服了多少障碍。二是更激进的做法，即精英大学和学校需要招收更多的学生，变得不那么精英化，从而创造更多的机会供精英以外的人进入。
马科维茨还强调，优绩主义不仅在经济上伤害了普通人，不让他们获得好工作和高工资，还在道德上侮辱了他们，认为他们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不够聪明、不够努力或不够道德高尚。这导致人们在个人层面失败时，会责怪自己而不是整个系统。
最后，马科维茨指出，即使是精英本身也陷入了困局。他们愿意如此努力工作，是因为想要获得尊重和自尊。然而这种过度工作却让他们筋疲力尽，甚至变形，因为他们致力于从事可能并不认为重要的工作，只是为了服务于别人的价值观而不是自己的价值观。这是一种自我异化和不快乐的生活形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