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探讨全球部分国家为何长期陷入经济滞后与制度低效的循环时，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·诺斯提出的“路径依赖”理论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深刻见解，并因此荣获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该理论指出，一旦事物进入某一特定路径，便可能对其产生依赖，这种依赖源自经济生活中的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。
吉利德科学公司（Gilead Sciences）的兴衰历程，便是“路径依赖”理论在企业实践中的生动体现。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，到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制药巨头，吉利德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戏剧性与转折。
上世纪80年代，生物技术在美国蓬勃兴起，吉利德正是在这股浪潮中应运而生。1987年，由迈克·奥丹创立，但公司早期资源匮乏，仅有6名员工，且缺乏顶尖科学家。在生存压力下，吉利德不得不承接药企的外包研发工作，直到1990年约翰·马丁的加入，才为公司带来了转机。
马丁的加入，对吉利德而言，无疑是命运的转折点。他曾在BMS公司从事多年抗病毒研发，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。奥丹为了吸引马丁，几乎将公司的主导权拱手相让，并在1996年让出CEO的位置。马丁上任后，迅速确立了吉利德在抗病毒领域的战略方向，并通过一系列合作与研发，推出了多款核心药物。
1996年，马丁主导推出了吉利德的第一款抗HIV药物Viread，虽然首款产品Vistide销售不佳，但Viread很快成为爆款，为吉利德打开了抗病毒药物市场的大门。此后，吉利德通过持续迭代与并购，不断巩固其在HIV治疗领域的领先地位。
2002年，吉利德斥资4.64亿美元收购Triangle公司，获得抗艾药物恩曲他滨，并与Viread组合成鸡尾酒疗法Truvada，该产品不仅降低了病毒量，还能预防健康人群感染HIV，成为全球艾滋病预防药物的领导者。随后，吉利德又推出了多款以“替诺福韦”为基底的HIV迭代鸡尾酒疗法，包括Atripla、Complera、Stribild等，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制药企业行列。
在HIV药物取得巨大成功后，吉利德并未止步，而是进一步拓展抗病毒市场。2011年，吉利德以11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Pharmasset公司，获得其在研的丙肝药物Sovaldi。这一豪赌再次取得成功，Sovaldi上市后迅速成为全球放量速度最快的药物之一，为吉利德带来了丰厚的回报。
然而，随着传奇缔造者马丁在2016年卸任CEO，并在2019年全面退出公司管理工作，吉利德的发展开始陷入困境。后马丁时代，管理层决定切入市场更广阔的抗肿瘤赛道，并延续了大手笔的并购策略。然而，这些并购并未取得理想中的成绩，反而让吉利德在肿瘤赛道上迷失了方向。
2017年，吉利德以110亿美元并购Kite Pharma，虽然孵化了Yescarta和Tecartus两款CAR-T产品，但销售额与天价并购价格相比并不相符。随后，吉利德又分别以49亿美元和210亿美元收购了Forty Seven公司和Immunomedics公司，但这些交易也未能带来预期的回报。吉利德在肿瘤赛道的迷失，并非仅仅因为沉迷于并购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失去了“战略灵魂”约翰·马丁。
马丁离开后，吉利德未能继续坚守其在抗病毒赛道的护城河理念，而是盲目进入了肿瘤赛道的争夺。要知道，当年马丁掌权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剥离肿瘤赛道，这些年来吉利德在肿瘤赛道也并没有太多的根基。因此，吉利德真正依赖的成功路径，不是并购本身，而是马丁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。
